你或许看过无数关于战争的新闻，但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，用长达六百九十天的饥饿与恐惧，将“幸存”两个字活得如此沉重。
他在加沙坚持到了最后，却没能在离开前，和儿子的坟墓好好告别。
2023年10月7日后的几周里，战火再一次笼罩加沙。那天，以军的炸弹落在他家屋顶，13岁的儿子当场没了呼吸，其他几个孩子带着伤，还有好几位亲人永远留在了那片瓦砾之中。
炸弹摧毁的不只是房子，更是他们一家人吃饭的桌子、孩子写作业的台灯，还有未来所有“正常生活”的可能。
从那以后，他像是被抽空了所有力气。孩子们陆续逃往国外，他住的公寓被炸成废墟，连投靠的亲戚家也不复存在。无家可归的他，只能在废墟与临时避难所间辗转，连个能挡风遮雨的地方都没有。
有人安慰他说：“等等，也许会有希望。”
可在加沙，等待往往意味着坐以待毙——没有食物，没有安全，只能靠一点残余的意志，期盼不知何时才能到来的转机。
一年多后，这个转机终于出现了。
他拿到了一份去荷兰的工作许可。朋友和一些机构帮忙联系荷兰外交部，又和以色列、约旦反复沟通，最终确认有13个加沙人能被准许离开，而他就是其中之一。
展开剩余87%这漫长的过程耗了将近两个月。每天都在“能走”与“走不了”的不安中煎熬，那种焦虑，比挨饿还折磨人。
更让人心酸的是，以色列的规定冷酷得近乎无情：除了身上的衣服和身份证，什么都不能带。连充电器、书本都被禁止。
他没有抗议，因为他已经无物可带。儿子生前穿的衣服、玩过的玩具，早已在轰炸中化为灰烬。
他仅剩的一本古兰经和一把梳子，是与儿子有关、唯一能握在手里的念想。
2025年8月27日出发那天，他只告诉了父亲。告别时像往常一样，却在转身那一刻，忽然意识到：这或许是最后一次见面。
自从那天炸弹打断了他与儿子的最后一句话，他再也不敢奢望能“好好告别”。在加沙，离别总是突然而残酷。
集合点设在代尔拜拉赫，三辆大巴上坐着130人——有留学生，有去团聚的家庭，也有像他一样拿了签证的工人。
他们出发了，但还有两百万人依旧被困在加沙——那片两年没电的土地，夜里伸手不见五指，只有无人机在头顶嗡嗡盘旋。
一路往南，眼前的废墟越来越多。汗尤尼斯几乎变成了一片瓦砾场，拉法更彻底，几乎被从地图上抹去。
新修的公路笔直宽阔，却不是为百姓修的，而是坦克与军车驰骋的通道。
曾被称为“红线”的拉法，如今成了任人践踏的泥地，世界对这一切选择沉默。
路边的景象令人揪心：成千上万的人挤在废墟边，为了领取“加沙人道基金会”的援助箱——讽刺的是，这个基金会由美国和以色列设立。
联合国人权办统计，短短三个月内，就有两千多人在领取援助时死去。
他们别无选择——留在家里是饿死，出去领物资可能被炸死，只能闭眼赌命。
地上散落着被撕裂的面粉袋和破碎的援助箱，像在冷笑：你们求生的希望，也能成为要命的东西。
上午九点，他们抵达以方的“凯雷姆沙洛姆”口岸。那是他第一次与以军正面接触——整个检查过程冷漠、机械，只有摄像头和远处传来的命令。
他们一个个被点名、检查、过安检通道。红灯一亮就得停，直到扬声器传出模糊的阿拉伯语指令才能动。
走错一步，可能就会丧命。
在这里，人不再像“人”，更像被筛查的“样本”。
但他心里竟生出一丝奇怪的轻松——至少不用再直视那些轰炸他城市、杀死他儿子的士兵的脸。他怕自己看见他们，会忘记理智。
当他把护照递给持枪的以军时，对方低声说了句“完成”。
那一刻，他第一次近距离看清这些人——他们笑着、吃着零食，看起来和普通人没什么不同。
可他心里翻腾：“怎么一张能笑的脸，手里却握着杀人的枪？”
他赶紧移开视线，不敢再看。
出了口岸，各国的接应大巴在等着。荷兰代表发放签证与食物，他接过那份餐点时，心中满是愧疚。
在加沙，孩子们最大的愿望不过是能吃上一块完整的面包、一碗热汤。而他现在有了安全和温饱，却清楚这只是他一个人的幸运——加沙还有无数人在饥饿与恐惧中挣扎。
大巴一路穿过1948年被占的土地，绕过西岸，驶向奈格夫与死海。窗外是一片空旷的荒地，偶有几座零星村落。
他想起学者阿布西塔的话：当年难民被驱逐后，巴勒斯坦土地的八成以上被占，大片地方至今荒废。
不是没有空间、没有资源，而是有人贪得无厌，把“殖民”当作正义。
五个小时后，他们抵达巴勒斯坦—约旦桥。约旦与以军共同检查名单。换乘约旦大巴后，他看到司机和一名女以兵打招呼——那种平常的场景，在加沙简直无法想象。
在约旦，他花了五个小时才通过护照检查。约旦方面似乎急着让他们尽快离境。
嘴上反对驱逐，实际上他们更关心守好边界，而不是阻止轰炸。
他终于能打电话报平安。十岁的女儿巴图尔在电话那头笑得明亮，声音里满是久违的快乐；而远在埃及的姐姐，听到他虚弱的声音，却忍不住哭了。
自拉法被占后，他再也没能回去。有人说墓地被铲平，但没人能证实。每次想到那些遗失的遗物、无处可寻的坟墓，他的眼泪便止不住。
在加沙时，他没时间哭——得找吃的、躲炸弹。现在终于能哭，却哭得撕心裂肺。
人们常说“幸存者是幸运的”，可对他而言，这份幸运太沉重。
他走出了废墟，却留下了儿子的坟墓，还有两百万仍在加沙苦等的人。
他带着那本古兰经和那把梳子，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让世界知道——
加沙不是地图上的一个名字，不是新闻里的“冲突地区”，
那是有孩子在挨饿，有父母在找亲人的地方，
是仍有人在期盼、在努力“活下去”的地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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